第四十九章

　　常兰经常开完了会直接到朱建华的办公室，今天也一样。早晨，学完文件，常兰又如令到朱建华的办公室。一个女性坐在那。
　　“你这个案子不立。”朱建华说。
　　“真的不立吗？”女人说。
　　“没有真假。”朱建华说。
　　“近期的离婚案，一概不立，这是朱建国说的。”常兰心里重复着朱建国的号令。
　　女人起身走人。
　　常兰坐了一会，朱建华问：
　　“于建国撤诉的事怎么样了？”
　　“说了，他不撤。”常兰实话实说。
　　“你是怎么说的？”朱建华问。
　　“一个院子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常兰耐着性子解释。
　　“他不撤诉也赢不了，法院不是讹人的地方。”朱建华说。
　　“我就这样跟他说？”常兰不悦，起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常兰麻木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知道应该干点什么。
　　“常兰，朱庭长在叫你。”李小兰推门进来说。
　　常兰跟着李小兰来到朱建华的办公室，朱建华说：
　　“常兰，她这个是起诉离婚的，你把开庭传票写一下。”朱建华说。
　　“离婚案，离婚案不是一个不立吗？”常兰心里不解，嘴上没说，她仔细一看，这不是刚来过来过的那个女的吗？
　　“您不是说不立吗？”常兰用目光询问。
　　“我刚才说不立我现在说立。”朱建华用不悦的表情作答。
　　常兰拿过传票，发现开庭日期已经写上了，她只需要把其它内容写好。
　　“这女人是什么关系?什么来头?想离婚还能把法院的大门敲开。”常兰猜想着，却没有明确的答案。刚才朱建华还在那坚决不立，现在怎么了？
　　她把开庭传票给了这个女人。
　　女人冷着脸，接过传票，连个“谢”字都没说就走了。
　　朱建华拿起电话拨了个号，那头通了。
　　朱建华说：“你那个案子我给你立了。”
　　放下话筒，朱建华长期严重下垂的四角似乎也变得平直了。
　　“常兰，你给被告打电话，让他马上来法院一趟。”朱建华说。
　　常兰拿起话筒，重复着朱建华的话，叫被告马上来法院一趟。
　　“我现在没时间。”对方说。
　　“你告诉他，她老婆告他要离婚。”朱建华说。
　　常兰把朱建华的话鹦鹉学舌了一遍。
　　“我马上去。”对方说。
　　看来婚姻是大事，对一个男人来说，老婆要离婚事更大。“他还敢给我不来？真是的！”朱建华说，口气很得意。
　　“前边那个是告老公，不对，是前老公，坚决不立案，现在这个告老公，一个小时前也坚决不立案，一个小时后马上立案，这是怎么回事？原告大，被告大？原告份量重？被告份量重？这差别也太明显了！”
　　常兰面对这这些，疑惑和不解越来越多。其实，常兰的疑惑和不解不是源于法律知识的缺失，而是源于她对实践经验、尤其是法院工作经验的空白，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
　　被告来了，进得门就说：
　　“我是梁丽的丈夫韩大为”。
　　“你坐吧。”朱建华笑外不笑里。
　　“你在我们县呆多少年了？我怎么不认识你？”朱建华问。
　　“我在乡下，现在从事纪检工作。”韩大为说。
　　“纪检干事？”朱建华道。
　　韩大为没应答。
　　“我和我老婆的老家都是甘肃农村，我部队转业后来到咱们县。八年前同梁丽结了婚。她在同我结婚前没有工作，结婚后做了一年家务，我把她带到咱们县，通过我的关系把她安排到咱们县医院做护士。工作了四年，市医院招聘护士，她想去。当时我儿子已经三岁了，为了给儿子也给她一个好的环境，我同意了，我在市里给她租了房子，她带着儿子在市里上班，我每周都至少去看他们一次。”韩大为叙说的很激动。
　　“现在，她日子过好了要离婚，我坚决不同意，还带走我儿子，我更不允许。”韩大为说。
　　常兰知道自己的储多想法都和朱建华不一致，就象朱建华也知道她的想法与已不同一样。她怕自己什么话说的同朱建华的不在一条轨迹上，她就对朱建华说，早晨在房子里没吃饭，想到隔壁的包子店吃包子。
　　常兰来到包子店，找到对着门的一个座位坐下，要了俩包子加一个茶叶蛋即开吃。
　　她正吃着，看见一男一女走进包子店。
　　“前面走的女的不是梁丽吗？”常兰心里想。
　　梁丽从常兰身边走过，坐到同常兰斜对的位置上，同常兰是背对背。常兰转过身仔细看了一下，就是梁丽。
　　跟在梁丽后面的男人坐在梁丽对面。他脚穿乳白色休闲鞋，头戴乳白色小沿儿软边礼帽，面皮白晰，一眼看去像个南方人。
　　服务员给梁丽的桌上放了两个茶碗，又放了一壶热茶。
　　梁丽拿起茶壶将热茶倒进一个碗里，左手将茶碗端起在碗里转了一圈又倒进另外一个碗里，右手将另一个碗端起来将茶水转了一圈倒进地上放的垃圾桶里。
　　“你给中院打电话，叫他们快点。”男人说。
　　“我不是打了吗？不是立案了吗？你老催啥？”梁丽声音似吵架。
　　“立了案了，啥时候离呀？”男人说。
　　“不是答应立刻处理了吗？”梁丽的声音仍然似吵架。
　　包子和茶叶蛋上来了，梁丽将一个茶叶蛋的皮剥光放到男人面前的钢盘里。
　　“他们啥时候处理呀？”男人说。
　　“我怎么知道？”梁丽声音还似吵架。
　　“我不吃啦，你吃吧！”梁丽“啪”的一声把筷子放下。
　　专注的看着的常兰被吓了一跳，她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在窥视别人的隐私。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常兰想：
　　“带着情人来离婚，这个梁丽也真够潮的了。”
　　韩大为还在朱建华办公室，他一再重复着梁丽的“发展”史，一再宣示着他的权利。朱建华则反复的强调着，让他考虑妻子的要求。
　　“她要儿子，这样也解除了你的累赘，也不影响你以后的生活。”朱建华开导。
　　朱建华开导完了，韩大为又重复，双方这样几个回合，朱建华见无效果，又把常兰叫来。
　　“梁丽好象没走，我刚在包子店吃包子的时候看见她了。”常兰说。
　　“她在干啥？”韩大为问。
　　“在包子店能干啥？”朱建华说。
　　“我出她进，她干啥我没看见。”常兰是为了掩饰自己亲眼所见，谎撒得有点儿圆滑。
　　有人笑常兰，常兰也没有意识。
　　“我给她打电话，我同她谈谈。”韩大为拿起手机打电话，电话通了，韩大为吼道：
　　“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
　　对方挂了机。
　　常兰想，人家都把幸福带到身边了，你还在这发傻。古代的文人墨客们，总是把女人比做挑花，把男人比做流水，流水逝去不回头，挑花凋谢化泥土。在这个小县完全相反，由于男多女少，就变成了男人是水，女人是泥。男人这汪水永远都洗不净女人这滩泥。
　　梁丽来了。她是一个人。
　　“那个男人躲到哪里了呢？”常兰想。
　　“你啥意思？”韩大为问。
　　“我啥意思你不知道吗？！”梁丽说。
　　“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了，你没工作我给你找工作，你要到大城市我给你租房子，你现在过好了呀你！”韩大为一边说，一边用手推梁丽。
　　“咋啦？我就不和你过啦！离婚！现在就离，我什么都不要，全都给你！”梁丽大声吵嚷。
　　“你说的什么都不要？”朱建华说。
　　“是，我什么都不要！”梁丽说。
　　“那儿子呢？”朱建华问。
　　“我现在不要了。”梁丽说。
　　全场都呆了。
　　这个女人，一个小时前还在那信誓旦旦，一定让儿子在自己身边受到良好的教育，一个小时后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六岁的儿子，怎么舍得！”常兰在心里感慨。
　　朱建华似有不悦，他做工作最难的地方，就是儿子归梁丽，现在她说不要了，本来他应感到如释重负，感到解压，可他却把脸沉下来。
　　“你不要儿子，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韩大为激愤的站起来去打梁丽。
　　“你们法院判吧，他这个德性！还说啥？！”
　　梁丽说完，怒气冲冲的走出办公室。
　　韩大为跟着冲了出去。
　　二人刚离去，朱建华又拿起话筒拨了个号，然后说：
　　“歪，不是说一定要孩子嘛？现在怎么又不要了？你好好确定一下，到底要还是不要？你一会要一会儿不要的，我们怎么处理。”放下电话朱建华说，“女的在外面应该是有人了。”
　　“我看见了。”常兰说，“一个穿着乳白色休闲鞋，戴着乳白色窄沿儿礼帽的白面书生。”
　　常兰这样说着，别人都以为他开玩笑。
　　不一会，梁丽和韩大伟夫妇从外面回来，都说同意离。
　　这女人用的是什么招数？常兰心里想。能随便把利益相官方摆平的手段，足可以摆平任何一个观望着。法官在当事人面前，同原被告方比，怎么也算不上利益攸关呀。看来，自己需要学习的地方多着呢。常兰真的觉得在当事人的面前，连小学的水平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