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回 山河灿于地 星斗会璇玑

　　第二十回山河灿于地星斗会璇玑
　　过了两日，船队驶近广州外海。深夜，一艘英国商船靠了过来，与和宝船交易货物。范昭、安含玉和胡兆麟等人依照郑昌安排，关门闭仓。云梦月听得外面一片灯光喧闹，问道：“相公，郑老板做事如此隐秘，怕是见不得人的？”范昭道：“郑老板是在与西洋人私下交易，船只回苏州后，才算关税。这样，西洋人可以避免只与十三行做生意，也可以避免粤海关的高额关税。”云梦月察觉不妥，道：“这不是贩卖私货吗？云叔父他……”范昭道：“郑老板说了，苏州每日千帆出海，官府都要查验登记货物，以作上交地税和关税的凭证。但是，浙海关交易对象多为日本和朝鲜海商，利润不大。浙商南下和西洋人直接交易才能获取大利润。不过，得有云叔父的战船护航才行，否则，和宝船超过返航期限，就要获大罪。说起来，郑老板打了个擦边球，也算是合法的吧。”云梦月道：“这样啊，难怪郑老板对云叔父毕恭毕敬。”云梦月好奇心起，起身推开一丝窗户向外看，惊道：“相公，官船也有货物和西洋人交易！”范昭连忙起身去看，果然看见两艘大清水师的战船，围着一艘英国商船，官兵们与洋人水手正在搬运货物。范昭讶道：“云叔父也在走私？”云梦月关好窗户，蹙眉道：“想不到堂堂的大清水师，也做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范昭心情复杂，道：“我的岳父诸庄主腐败，云叔父身为诸庄主的下属，怕是不得不腐败了。”
　　船队又航行了一天一夜，于八月初一晨抵达广州府黄埔港。皇家商人号停留在黄埔港，不得进入广州府内。和宝船跟随致远船，直入广州府。范昭吃过早餐，便带着云梦月和红儿，站在船头欣赏珠江岸口风景。郑昌站在旁边，指指点点，当起了导游。范昭问道：“皇家商人号停留在黄埔港，如何与十三行交易？”郑昌道：“西洋商船若是想与十三行交易，则由粤海关的官员检验登记货物，然后在黄埔港口卸货，转运十三行。只有船长等少数人，在本国商馆大班（领事）带领下，可以进入广州西关十三行的西洋商馆区。至于普通船员，只能在黄埔港的长洲岛和深井岛活动，不得随意进入广州府。每个月有几个游散日，允许洋水手游览省城和到十三行购物，但是天黑前必须离去，以防生乱。皇家商人号，已经在宁波完成了交易，此次停留黄埔港，多半是为了检修船只，补充淡水。只待九月东北季风起，便要返航西归了。”云梦月问道：“船员不能随意进入广州府，那西洋商馆的家眷呢？”郑昌道：“大清朝严禁洋妇进入广州府，所以，商馆洋人的家眷要么暂时停留在黄埔港，要么长期居住在澳门。”云梦月心稍安，道：“这条禁令，似乎有些不通人情。”郑昌笑道：“皇上的心思，就不是我们平民百姓能捉摸的了。”云梦月瞧见范昭在瞧自己，不禁俏脸一热，心道：“你以为我在吃醋么？我是为了……哎哟，只怕我真的是在吃醋呢。”
　　沿途经过赤岗塔和琶洲塔，到达广州府内港——天字码头。天字码头，范昭（许时今）知道这个地方，在21世纪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是广州市著名旅游景点之一，珠江夜游的船只多在这里启航。
　　天字码头已经被广州水师封闭，港口空空荡荡。云野下船，和一位将官寒喧几句，便让周虎随之办理和宝船的商贸公务。一个三十多岁绅士走上来，拱手道：“云将军，家父在码头莲香居备好酒菜，为亲家们接风洗尘。”云野道：“劳烦胡大掌柜。”原来，此绅士正是梅儿的二伯父胡义山，胡家义和行的大掌柜。云野带胡义山和胡兆麟、慧一禅师、安含玉、范昭等见礼。梅儿身着孝服，上前磕头，红儿连忙铺上跪垫。胡义山扶起梅儿，道：“总算盼着你了。自接到堂兄家书后，老太爷就日日夜夜盼望啊。”说着，洒下两滴眼泪。胡兆麟道：“是啊。两年来，我和老太爷通信十余封，老太爷思孙心切，封封书信都在询问梅儿回乡认祖的事宜。若不是怕惊扰了义云弟妹的亡灵，老太爷早就派人去仙居山了。”胡义山道：“是。家父收到堂兄的书信后，曾想让三弟义海去趟仙居。但是，堂兄说，梅儿移灵回乡认祖是大事，得有亲家相陪，须从长计议。家父不得已，只好将此事缓了下来。今年初春，云将军得旨押送西洋商船。家父得知后，五月中在此与云将军见面，谈定了梅丫头移灵回乡认祖事宜。”安含玉笑道：“好，好。虽然晚了点，一家人毕竟团聚了。”
　　大家坐着马车去往莲香居。行了半里地，便到了。早有下人报与胡庸。胡庸带着三儿子胡义海在大门等候。安含玉有意显摆，坐车前就叫人竖起一个白底镶红边流苏的大幡，上书四个镶金大字：“忠义夫人”，边上镶金小字“诰命五品”，迎风招展。引来沿街百姓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胡庸早向胡兆麟打听清楚云野和范昭的家世背景，对安含玉的性格脾气略有所知，如今见安含玉如此招摇，心中甚喜。
　　原来，十三行一直受粤海关和广州府大小官员的盘剥，胡庸一直想在朝廷中找个强有力的靠山。去年秋上任的海关监督佶山，更是贪得无厌，各项例规均翻倍。佶山还把自己的远近亲戚都弄到粤海关，指挥胥吏想方设法盘剥十三行，弄得十三行大小老板苦不堪言。佶山是内务府的人，皇帝钦命，连两广总督钮祜禄阿里衮都得让他三分。二月末，云野第一次押送英夷商船到广州府时，广州水师和粤海关的人瞧着眼红，故意刁难。云野回去后，报与诸庄主。诸庄主写信委托大内侍卫总管舒禄，做通总管内务府大臣傅恒的关系，傅恒发话，佶山才对云野规矩起来。至于广州水师，更容易办，诸庄主直接写信给兵部尚书博尔济吉特班第。班第因为与张浒湥的帐簿有染，不敢不给诸庄主面子。兵部给广州将军钖特库和两广总督钮祜禄阿里衮发了一道公文，强调云野押送西洋商船乃皇上亲命，事关粤浙海防民生，粤浙水师当给予方便。这样，广州水师不得不对云野笑脸相迎了。当然，诸庄主是识趣的人，没少给傅恒和班第送上银子。粤海关和广州水师对云野前倨后恭的消息传到胡庸耳里，胡庸就更想与云野认亲了。五月中，胡庸和云野认亲后，宴请佶山。佶山给了面子，出席酒宴。此后，粤海关对胡家义和行所承保的西洋商船，便睁只眼闭只眼。
　　见礼后，范昭等人去到莲香居的七楼。普通下人，被安排在六楼用餐。胡庸把整个莲香居包了下来，没有请外人，酒菜全素。
　　接风宴后，范昭等人去到胡府，云野转回战船。胡庸已经在府内偏院设置了灵堂。胡府富丽堂皇，可比范府强多了。大厅里有几个摆放物品的檀木架子，上面摆放着古董瓷器等。除了一般的物件，范昭还发现有些瓷器上的图案有明显的岭南风格，有的甚至就是西方故事题材如圣心圣母、圣母与圣子、圣母与羔羊之类。范昭暗想，这些应该是专门出口的所谓“外销瓷”，当然，那是后世的说法。范昭看后，也感慨十三行老板的奢华。多说一句，那时的中国人对带有血腥恐怖色彩的耶稣受难题材的画饰，难以接受，但是，圣母与圣子这类题材因为暗合儒家母慈子孝的观念，反而容易认可。
　　晚饭后，大家齐聚茶厅，胡庸说起家事。胡庸道：“我们胡家高祖一辈是佛山的炉户，专做铁器生意。西樵山挖出铁矿后，祖父就迁居那里，几经努力，‘胡记铁铺’在当地也有了名气。烧铸有七行，分别是铁锅，铁灶、刀剑军器，铁线，铁锁，农具和铁钉。如今我们胡家还有族人在佛山做炉户，胡记铁铺雇佣的匠人有个一百多个。铁器生意很好做。我们大多数铁器是卖给牙行（中介）的，牙行再转卖给别人。什么买家都有，西洋夷人也喜欢采购。我记得有个汉名吕宋的红毛（西班牙或者荷兰人），专门买我们胡记铁铺的铁器。大概康熙五十九年，广州洋货商人组织公行，十三行算是正式成立了，代表朝廷专门和洋商做生易。我们胡记铁铺的生意，大部分都给了十三行。十三行利润丰厚，先父和我早就想进入十三行了。想进十三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得有行商推荐，行会同意，朝廷发给行贴，才能入十三行。一入十三行，终身十三行，除非生意败落。”胡庸说到这，停住了嘴，慢慢喝起了茶。众人静听下文。
　　胡庸放好茶杯，道：“利润和风险并存。十余年来，我看惯了十三行老板的兴衰，最后还是决心加入进来。雍正十二年，我终于等到机会。一家商行因为私自贩卖鸦片，被官府发现后抄了家。我多方打点，补了这个缺，建立了义和行号，完成了先父的遗愿。大儿子义云很能干，义和行各项业务蒸蒸日上。梅丫头的爹娘，自小青梅竹马，于雍正十三年雨水那日成了亲。来年二月初五，梅丫头出生。”梅儿听到此，便注视胡庸。胡庸叹口气，道：“一莲师太是康熙五十九年来到南海的。那年暮春，我守完三年孝，与家里兄弟分了家产。为了方便与十三行做生意，我决定迁居南海，并在南海置了房产。秋，我携带巨款从广州返回西樵山，途中遇到劫匪，眼见性命不保，被一莲师太所救。那时，一莲师太并未出家。我瞧出母女俩无处安身，就邀请母女俩去南海定居。随后，我举家迁往南海。”
　　梅儿问：“爷爷，劫匪是什么人？”胡庸苦笑一下，道：“劫匪是十三行的一家老板。他过于贪心，估错了行情，大量买进英商的毛织品，最后亏本大了，欠了英商四千余两银子。英商返航期近，不愿再延期，就威逼要告官。他得知我一人携带巨款急着赶回老家，动了邪念，假意为我送行，套出我的行程。随后，他指使儿子带着家仆化装成劫匪，半路劫财。被我认出后，便要置我于死地。”梅儿蹙眉道：“这人也太可恶了。”范昭问道：“胡爷爷，小婿想胡爷爷身上带的必是大额银票，就算被他抢去了，他也不敢用啊。”胡庸对范昭微笑着点点头，道：“孙女婿能想到这层，足见才华过人。当时，我也是这么说的。他儿子却道：‘如今大清国沿海全部开放，自有洗钱的法子。’”范昭听得脑子轰一下。胡兆麟问：“哦，竟然有这样的事！怎么洗钱呢？”胡庸道：“当时十三行刚刚成为公行，官方监管并不完善，不法商人便利用地下钱庄与洋人私自交易。”范昭点点头，道：“原来如此。真没想到，大清朝居然会有地下钱庄。”
　　安含玉道：“亲家，你刚才说官府让行商专门与洋夷做生意，而洋夷也只能和你们做生意？”胡庸微微点头，道：“是。”范昭听了暗道：“又是垄断！盐商如此，行商亦如此。官府控制专卖权，再把专卖权卖给商人，这难倒是大清国控制经济的基本模式？！”胡庸继续道：“我们行商包揽了洋人贸易，所担负的也不轻哪。官府按洋船货物收关税，不论我们这些行商是否卖出去，关税都是必须交的。洋商每年四、五月来，九、十月走，期间起居活动，都要我们行商负责。若是闹出了什么纠纷或是官司，就得打通各方关系才能摆平。行商确实不易啊。”
　　异史氏曰：乾隆时期，天朝大国意识是非常浓厚的。乾隆以广州十三行对等西洋各国的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原则上和文化上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朝廷各级官员把十三行能够商贸发财看作是朝廷的恩赐，所以对商行进行毫不知耻的盘剥。为了撑起天朝的面子，对行商破产不但不保护，反而加以连带重责，使得行商在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也是拥有垄断贸易权的行商经营不善就会破产的根本原因。如此，行商能爱大清朝廷吗？鸦片在大清国如何泛滥的，值得沉思。官员对行商尚且如此，对平民百姓更是不知怜惜。官不爱商，商岂会爱官？国不爱民，民岂会爱国？
　　注1：据乾隆《广州府志》记载，雍正七年（1729年），布政使王士俊在天字码头建日近亭，供接官之用，官员卸任离广州时，也在此亭恭请圣安，然后才下船启航赶路。
　　注2：行商制度是天朝大国思维的产物，核心思想是不承认他国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英国东印度公司越来越具备国家行为的特征，如此，行商以民的身份与具备国家体量的东印度公司贸易，实力严重不对等。东印度公司后来以商欠的形式控制行商，造成行商的各种问题，实在是清朝没有根据时世变化及时改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