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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题外话，索性再啰嗦几句。
如今中国人得以安居乐业，这些人还能够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参加比赛，追逐自己喜欢的成绩；实实在在地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分不开的。
用个粗浅的比喻，中国的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就好比下围棋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战斗力；都是缺一不可的。
如今的世界形势，与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译文是，孟子说：“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征，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
孙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他对战争的认识无疑也比一般人要深刻。
春秋无义战，在当时，各国诸侯为了争霸，频频发起挑衅，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和平既然不可能实现就应该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对待战争，重视战争，以保存自身。
因此，孙子在《孙子兵法》一开篇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对战争的看法是非常严肃的，在他眼中，战争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
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节选自***《论反对东瀛帝国主义的策略》）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这段话出自《孟子·尽心下》，意思是“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征，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
这里的“敌国“不是“敌对的国家“的意思，而是“地位相当的诸侯国的意思“。
这是孟子表达他对春秋时战争的看法的话，这既表达了孟子的历史观，也是其政治观的体现。
宋代大儒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这一章的解读是：“《春秋》每书诸侯征战之事，必加讥贬，以著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
朱熹对孟子思想的把握是准确的。他在此并未细作训诂，而是阐发这当中的义理。
春秋不同于其他史书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单纯地记述史实，而是融入了孔子自己的感情看法，绳之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也即后世所流传的“春秋大义“，用以褒善贬恶，拨乱反正，故而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因此，《春秋》在记述战争时历来是立场态度十分鲜明的，那就是讥刺不合礼法，不合道义的战争和罪恶，没有合于道义而加以赞许的情况。
朱熹进而解释孟子“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之意，举了“召陵之师“为例。
“召陵之师“是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成功遏制了楚国(当时被认为被认为是蛮夷之国)北上扩张，维护了中原诸国利益，而且取得和平胜利的一次行动，所以朱熹引为范例。
孟子的思想，究其根本，还是来自孔子。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
儒家所谓义战，必用天子之命，所以说“征“乃是“上伐下“。
地位相同的诸侯国互相征战，那就是藐视天子，目无王法，是“擅兴之罪“，所以“敌国不相征“。
所以明人有云“圣经不与诸侯，以其不知有王也。“，而朱熹所说“以著其擅兴之罪“也正是这个意思。所谓“擅兴之罪“也就是“不知有王“之罪。
然而《春秋》对不同战争的评价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有褒有贬的。
正如董仲舒所说是:“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
南怀瑾先生就认为《春秋》这本书并不是非战论，相反的，它特别强调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认为战争应当是为义而战，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的战争哲学，所谓“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
所以孟子自己也说“彼善于此，则有之矣。“
比如它对齐吴艾陵之战，就采取贬低的态度，对于郑人伐卫，楚公子申伐郑等战争，则采取赞同态度。
这是就具体的事情而言的，然而并不能改变孔子对春秋诸侯战争的总体看法，并不能改变“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事实，所以孟子说虽然“彼善于此，则有之矣“，然而终究还是“春秋无义战“。
春秋之时，诸侯之间兼并和争霸的战争此起彼伏，周天子被彻底架空，是一个所谓“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混乱时代，历史文化的破坏，政治道德的没落，都十分严重。
在春秋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人伦文化的道德基础，几乎都被那些有霸权的上层领导分子破坏完了。
所以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他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们的霸业，都不培养政治的道德基础，因此国与国，人与人，都不互相信任，不敢彼此亲近。
对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眼前，毫无远见，更别提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了。
他们只知道用武力来建立霸权，但是每次发动战争的时候，却又都要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自己打扮的高尚无比。这就是所谓董仲舒“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如今中国人得以安居乐业，这些人还能够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参加比赛，追逐自己喜欢的成绩；实实在在地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分不开的。
用个粗浅的比喻，中国的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就好比下围棋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战斗力；都是缺一不可的。
如今的世界形势，与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译文是，孟子说：“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征，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
孙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他对战争的认识无疑也比一般人要深刻。
春秋无义战，在当时，各国诸侯为了争霸，频频发起挑衅，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和平既然不可能实现就应该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对待战争，重视战争，以保存自身。
因此，孙子在《孙子兵法》一开篇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对战争的看法是非常严肃的，在他眼中，战争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
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节选自***《论反对东瀛帝国主义的策略》）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这段话出自《孟子·尽心下》，意思是“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征，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
这里的“敌国“不是“敌对的国家“的意思，而是“地位相当的诸侯国的意思“。
这是孟子表达他对春秋时战争的看法的话，这既表达了孟子的历史观，也是其政治观的体现。
宋代大儒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这一章的解读是：“《春秋》每书诸侯征战之事，必加讥贬，以著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
朱熹对孟子思想的把握是准确的。他在此并未细作训诂，而是阐发这当中的义理。
春秋不同于其他史书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单纯地记述史实，而是融入了孔子自己的感情看法，绳之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也即后世所流传的“春秋大义“，用以褒善贬恶，拨乱反正，故而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因此，《春秋》在记述战争时历来是立场态度十分鲜明的，那就是讥刺不合礼法，不合道义的战争和罪恶，没有合于道义而加以赞许的情况。
朱熹进而解释孟子“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之意，举了“召陵之师“为例。
“召陵之师“是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成功遏制了楚国(当时被认为被认为是蛮夷之国)北上扩张，维护了中原诸国利益，而且取得和平胜利的一次行动，所以朱熹引为范例。
孟子的思想，究其根本，还是来自孔子。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
儒家所谓义战，必用天子之命，所以说“征“乃是“上伐下“。
地位相同的诸侯国互相征战，那就是藐视天子，目无王法，是“擅兴之罪“，所以“敌国不相征“。
所以明人有云“圣经不与诸侯，以其不知有王也。“，而朱熹所说“以著其擅兴之罪“也正是这个意思。所谓“擅兴之罪“也就是“不知有王“之罪。
然而《春秋》对不同战争的评价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有褒有贬的。
正如董仲舒所说是:“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
南怀瑾先生就认为《春秋》这本书并不是非战论，相反的，它特别强调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认为战争应当是为义而战，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的战争哲学，所谓“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
所以孟子自己也说“彼善于此，则有之矣。“
比如它对齐吴艾陵之战，就采取贬低的态度，对于郑人伐卫，楚公子申伐郑等战争，则采取赞同态度。
这是就具体的事情而言的，然而并不能改变孔子对春秋诸侯战争的总体看法，并不能改变“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事实，所以孟子说虽然“彼善于此，则有之矣“，然而终究还是“春秋无义战“。
春秋之时，诸侯之间兼并和争霸的战争此起彼伏，周天子被彻底架空，是一个所谓“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混乱时代，历史文化的破坏，政治道德的没落，都十分严重。
在春秋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人伦文化的道德基础，几乎都被那些有霸权的上层领导分子破坏完了。
所以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他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们的霸业，都不培养政治的道德基础，因此国与国，人与人，都不互相信任，不敢彼此亲近。
对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眼前，毫无远见，更别提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了。
他们只知道用武力来建立霸权，但是每次发动战争的时候，却又都要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自己打扮的高尚无比。这就是所谓董仲舒“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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