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祆教，吐火罗文和龟兹国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波斯文：???????）是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在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也是中亚等地的宗教。是摩尼教之源，在中国称为“祆（xiān）教”。
　　琐罗亚斯德教是流行于古代波斯（今伊朗）及中亚等地的宗教，中国史称祆教、火祆教、拜火教。北魏时，祅教传入中国洛阳。
　　琐罗亚斯德教是伊斯兰教诞生之前西亚最有影响的宗教，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曾被伊斯兰教徒称为“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一般认为是神学上的一神论和哲学上的二元论。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主要是《阿维斯塔》，意为知识、谕令、或经典，通称《波斯古经》。
　　起源
　　公元前20世纪，原居住在中亚草原地区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越过现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兴都库什山脉涌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地区，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信奉多神特别是火神，并实行繁琐的祭祀仪式。最早反映在《伽泰》中的诸神崇拜，光明神或善神阿胡拉·玛兹达的地位已经十分重要。
　　发展
　　早期的原始宗教还没有一个唯一的“造物主”概念，但在众神中渐渐发展出了“主神”。后来一神教的出现，和雅利安原始宗教多神崇拜中的主要内容：密特拉（mitra）崇拜，有直接的关系，密特拉崇拜在上古是最主要的崇拜对象之一，火、光明、太阳神崇拜都源自密特拉崇拜，它是古埃及多神崇拜文明之外较早具有一神论萌芽的宗教崇拜。有人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一神论，阿肯那顿法老（Akhenaten，有时亦译作埃赫那顿）的宗教改革，有来自它的影响，当然证据还不充分。
　　琐罗亚斯德教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改革过的宗教信仰。到公元前6世纪，琐罗亚斯德才真正完成了一神论性质的宗教改革，阿胡拉·马兹达成为唯一的、最高的、不被创造的主神光明神，而它的原型密特拉则被降格为阿胡拉·马兹达在人世中的代表。但后来伊斯兰教进入波斯时，最负隅顽抗的不是当时波斯的主流信仰琐罗亚斯德教，而是更古老的密特拉崇拜。
　　公元前522年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执政后，为了统一波斯的需要，独尊阿胡拉·马兹达，力图贬低部落的氏族神台瓦等。其后继者塞齐斯等追随大流士的信仰，常自称为阿胡拉·马兹达的使者，声称神的意志通过皇帝宣示人世。据考证，琐罗亚斯德的庇护者维斯塔巴就是大流士的父亲，琐罗亚斯德也独尊阿胡拉·马兹达为最高神。阿契美尼德王朝时的宗教为祭司阶层麻葛所控制，麻葛崇拜阿胡拉·马兹达，反对恶灵，对死者实行天葬。因此有人把麻葛和反映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伽泰》联系起来，认为该教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前后时期的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4世纪，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后，波斯进入希腊化时期，琐罗亚斯德教受到沉重打击，但在公元元年前后又重新活动。在波斯万神殿中出现了希腊和波斯的混合神祇。阿胡拉·马兹达及其僚神成了太阳神、月神等的伙伴。在罗马统治时期，琐罗亚斯德教诸神之一密特拉神（太阳神）成为地中海地区普遍信仰的对象。
　　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创建后，琐罗亚斯德教重新兴盛，取得了国教的地位。萨珊诸王都兼教主，自称阿胡拉·玛兹达的祭司长、灵魂的救世主等。他们搜集、整理希腊化时期散佚的经典，编纂了《阿维斯陀》（Zent～Avesta），使该教教义有了具体、明确的内容。5世纪时，该教一部分教徒在玛兹达克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社会和宗教改革。491～529年之间，在波斯和阿塞拜疆等地掀起了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起义。萨珊王朝先后采取欺骗与高压的政策，起义最终被镇压。
　　公元7世纪萨珊王朝亡于穆斯林。起初哈里发对琐罗亚斯德教徒表示宽容，在依法纳税后容许其保持自己的信仰；若干年后强迫琐罗亚斯德教教徒改信伊斯兰教。残留在波斯本土的该教教徒，被称为迦巴尔（异教徒）。部分通过西域（今新疆）进入中国内地，使该教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盛行于西域。
　　很多人错误地把琐罗亚斯德教与摩尼教混为一谈，实际这二者同源但教义不同甚至略有冲突。就如同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据20世纪70年代统计，约有1.7万人，分布在伊朗南部的耶斯德和格尔孟等地；另一部分教徒从8世纪初由波斯迁往印度西海岸古扎拉特等地后，与迦巴尔失去联系，至15世纪中叶后又恢复联系。17世纪后，他们在孟买附近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被称为帕西人。据20世纪80年代统计，帕西人约有10万，大都经营工商业，在印度经济生活中有重要影响。
　　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王朝时盛行于中亚各地，8世纪中叶穆斯林统治波斯、占有中亚后，大批教徒向东迁徙。新罗僧人慧超适路过中亚，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载：“从大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总事火祆。”当时中国新疆的高昌、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地也流行该教。
　　在唐以前的中国的经典、史籍中，已可找到有关火祆教的记载。
　　但一般认为，波斯于518年通北魏，与波斯邻近的滑国（今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南昆都斯城）于516年通梁，这两国皆信奉火祆教，因之火祆教传入汉族地区的时间当在516～519年间。
　　火祆教崇奉之神在北魏、南梁时被称为天神、火天神、火神天神或天神火神；到末唐初才称火祆，以此表示它是外国的天神。该教传入中国后曾受到北魏、北齐、北周、南梁等统治阶级的支持。北魏的灵太后率领宫廷大臣及眷属几百人奉祀火天神。北齐后主“躬自鼓儛，以事胡天”。因此，在京都（邺，今河北临漳县）出现了很多奉祀火祆的神庙，一时蔚成风气。北周的皇帝也曾亲自“拜胡天”、“从事夷俗”。
　　从北魏开始，北齐、北周相继在鸿胪寺中设置火祆教的祀官。
　　唐朝在东西两京都建立祆祠，东京有二所，西京有四所。在这些祠庙中“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极一时之盛。另外，在丝绸之路上的碛西诸州也随地都有祆祠。唐朝祠部还设有管理火祆教的祀官萨宝府官，主持祭祀。
　　萨宝府官分为萨宝（中国史籍也称萨甫）祆正、祆祝、率府、府史等，自四品至七品不等，由波斯人或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信徒担任。
　　唐时中国疆域辽阔，海外贸易发达，唐王朝之所以采取这种措施，一方面是为了尊重外国侨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波斯、西域诸国建立友好关系，有着政治和商业上的目的。
　　唐会昌五年（845）武宗在禁传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的同时，火祆教也受到排斥，景教、摩尼教和祆教的许多祠庙都被拆毁，僧侣被勒令还俗。但至大中（847～859）年间即弛禁。以后经五代、两宋犹有残存，民间仍有奉祀火神的习俗，在汴梁、镇江等地还有祆祠。南宋以后，很少见诸中国典籍。以后，在中国内地基本绝迹，但是在中国山西省介休市可以考证，是中国唯一一处祆教建筑。
　　在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记载的明教，即历史上的摩尼教，就是起源于琐罗亚斯德教，但教义融合了大量基督教、佛教等其他宗教教义。国内常不加区分的将琐罗亚斯德教与摩尼教统称为“拜火教”，含义比较混乱。
　　祆教在新疆的早期传播情况不详。1978年在乌鲁木齐阿拉沟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件高方座承兽铜盘。据考证，这件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铜盘，与中亚发现的祆教祭祀圣火的。这表示祆教传入新疆当不晚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传入路线是由波斯经中亚进入新疆。由于祆教崇拜天、地、日、月、水、火、木、土，与新疆盛行的原始自然崇拜基本相同，因此容易被当地居民接受。魏晋至唐宋时期（220～1279），祆教在新疆各地迅速传播发展起来。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屡屡出现祆教徒特有的名字和有关祆教活动的记载。祆教在吐鲁番的迅速发展引起当地统治者的重视和警惕，为加强对祆教的管理和遏制祆教势力的发展，不仅设置了专门管理祆教的官职“萨簿”，还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以限制祆教的活动。
　　当祆教在中原地区不断遭受打击而日渐衰落之际，在新疆却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唐朝（618～907）哈密方志《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当时哈密有一座祆庙，该庙的教主翟磐陀曾入京朝见皇帝，并表演了神灵附体和利刃穿腹的幻术，被唐朝皇帝赐予“游击将军”称号。10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米撒尔在拔希国（今新疆策勒县）也看到其国都拨希城内有火教徒。由于祆教没有取得官方宗教的地位，主要流行于农村，与当地的原始宗教相互渗透、融合，最后演变为民间宗教的一部分，所以，从宋代（960～1279）以后不再见于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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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兹国（拼音qiū‘cí，梵语Kucina）又称丘慈、邱兹、丘兹，是中国古代西域大国之一，汉朝时为西域北道诸国之一，唐代安西四镇之一。为古来西域出产铁器之地。
　　龟兹古代居民属印欧种。回鹘人到来后，人种和语言均逐渐回鹘化，龟兹国以库车绿洲为中心，最盛时辖境相当于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市。
　　龟兹古代居民属印欧种。回鹘人到来后，人种和语言均逐渐回鹘化，龟兹国以库车绿洲为中心，最盛时辖境相当于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市。
　　5世纪前期，龟兹一度被柔然控制。448年，北魏攻占龟兹。5世纪末，曾隶属于西方强国嚈哒。此后，龟兹曾先后遣使于西魏、北周和南朝的梁。隋代时，龟兹臣属于北方西突厥汗国。615年（隋炀帝大业十一年），曾遣使入朝。唐朝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攻灭高昌，设置，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并设安西都护府，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军攻灭龟兹，将龟兹纳入统治。658年，唐朝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
　　吐火罗文是用一种发源于北印度的音节字母书写的，这种被称之为婆罗米字母（Brāhmī）的系统在当地（指公元6～8世纪的塔里木河流域）和同时代的其他地方也被用来抄写梵文的卷本。对它的语法结构以及解读上第一次重大的突破是由两位德国学者EmilSieg及WilhamSiegling于1908年完成的，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了吐火罗语似乎是以两种语言或说方言的形式存在的，并开始用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吐火罗A（以下简称T.A.或-A）和吐火罗B（以下简称T.B.或-B）来区分两者。保留在德国的抄本残卷包含了两种方言，而其他地方保存的则只是由T.B.书写的。
　　写入文字
　　最终一个德语词Tocharisch被借用来描述这个新发现的古代印欧语言，并导致了之后一系列关于命名上的争论（见后文Tocharian的争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吐火罗语Tocharian”这个概念正渐渐被人们所接受。
　　文学
　　吐火罗文的文献著作大多是以佛教内容为主题的，包括了大量的《本生经》转写译本和新编本、佛法譬喻以及阐释佛教思想、教诲和戒律的著作。在T.B.文本中也包含了一些商业贸易活动的记录，像是寺院经营档案、商旅通关文件、医学和巫术的报告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用吐火罗文书写的文本为研究中亚古代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语言学特征
　　吐火罗语构成了印欧语言当中一个独立的分支，和临近的其他印欧语言（属于印度－伊朗语族）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进一步的研究则说明，吐火罗语更接近于欧洲人使用的印欧语言（所谓的centum形式），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吐火罗语中的“一百”拼做k&nt－A、kante－B，相比较拉丁语的centum，它们的词首辅音都是/k/而不像梵语（印－伊语族代表语言之一)是中?atám的/s/。其他的例子还有“听”klyos－A，klyaus－B，拉丁clueo，梵?ru；“谁”kus-A，kuse-B，拉丁qui、quod，梵kas。在音韵特点上，吐火罗语与大多数的印欧语言都大相径庭，这突出的表现在几乎所有的印欧语言的辅音系统都是成对出现的，即同样的发音方法和部位上存在清音和浊音的对立（某些语言还存在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而吐火罗语中却出现了一些音的缺失，比如与p,t,k相对的三个浊音就没有在语音系统中出现。这个特点在印欧语系中仅仅在一些安那托里亚语族语言（Anatolian，该语词借自今土耳其同名高原）中出现，比如赫梯语（Hettite；由于该语族早在公元前一千纪中就可能已经消亡，所以大多数专家并不认为吐火罗语和安那托里亚语因此有必然的亲缘关系，编者注）。
　　语音学特点
　　与让人迷惑的语音学特点相比，吐火罗语动词的屈折变化则充分的体现出了印欧语言动词词法的特点，无论是在词干构成还是人称词尾上都是十分明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动词中动态（mediopassive）构词中r（指该字母所表示的颤音或闪音）的运用，就像在古意大利诸语言（拉丁语为该语族唯一残存的语言，进而这个孑遗者衍生出了一个独立的罗曼语族,编者注）和凯尔特诸语言中那样，比如isheard（被听见，被听说）在吐火罗语中为klyost&r-A，klyaust&r-B。另外第三人称复数的过去时也使用-r结尾，这和拉丁语梵语的完成时以及赫梯语的过去时是类似的。名词的特点则不太符合它印欧语的血统（参考文献中未举实例，无法印证，编者），但依然保留了印欧语言传统中的三个数（单数，复数和双数）和至少五个格（主格，宾格，属格，呼格与离格）。另外有一些印欧语言中所没有的名词变化。大多数被证实的名词变格主要是作为宾词的后置派生部分而存在的。
　　词汇成份
　　在词汇成份上，得到证实的是，吐火罗语首先受到了伊朗诸语言的影响，之后是梵语（这主要体现在佛教的兴盛而引入的宗教术语）。相比而言，汉语的影响是较少的，表现在度量衡和年月的表示上。同时一些古老的印欧语的词汇元素得以保留，比如：“火”por-A、puwar-B，希腊语pyr，赫梯语pa??ur；“狗”ku（-A同-B），希腊语为kyōn；“大地earth”tkam-A、kem-B，赫梯语tekan，希腊chthōn；特别是在直系家庭关系的词汇上，pacar、macar、pracar、ckacar（T.A.；T.B.的区别在第二个元音a被e替代）分别表示了父亲、母亲、兄弟、女儿。
　　吐火罗文争论
　　自从sieg和siegling的研究成果问世以来，使用Tocharian来表示这种语言的恰当性就一直受到质疑。两人在研究那些在吐鲁番和焉耆一代发现的文字残本的时候，在T.A.中发现了一部佛教戏剧作品，在成功解读后，他们发现该作品和一部已知的佛教戏剧作品内容上的同一性，而后者仅以一种突厥语译本的形式被人们了解的，在这个翻译抄本上指出了原文是一种叫做Twgry（用拉丁语转写的发音）的语言；于是一个被古希腊人叫做Tócharoi的古代中亚民族（拉丁语中为Tochari，梵语为Tokhāra）由于发音上的相似性，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两人为这个新语言命名的依据。而根据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献记载，这个民族在公元前2世纪生活于奥克萨斯河上游一带，而在此之前是从更东部的地方迁徙来的（参考中国历史，应该是从敦煌一代因受匈奴压迫而西迁的大月氏族，该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至今尚不明确，编者注）。
　　现在来看吐火罗语的使用情形。在一种语言的名称上面加上A·B这样的符号是很特别的。吐火罗语的研究历史其实也可以说是有关这种语言的命名问题的争论史，可见这种语言的性质是多么的复杂，究竟应该用什么名字来称呼才算恰当？这里暂以A·B来区别的两种方言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而且，这种语言与其他的那一种语言具有亲缘关系？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像这样未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吐火罗本来指的是阿姆河（流经阿富汗与中亚的边界线）以南、阿富汗北部的地方，所以吐火罗语就应该是这个地方的语言，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这么想的，可是，后来才知道，原来当地的人完全不知道有这种语言，当专家们开始研究丝路出土佛典的时候，才发觉里面有未知的语言存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究竟怎样称呼自己的语言？关于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议论纷纷，要把这个命名问题的经过情形详细地说清楚是很困难的事，现在仅把有关吐火罗语的问题，大致上已成定说的结论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1)用这种语言所写的佛典和文书类大概是六至八世纪左右的东西，出土地限于新疆的天山北道的库车一带到敦煌之间。
　　(2)这种语言与同时代或者更早的近邻的诸语言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反而比较接近远处西方的欧洲各地的语言。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孤立于东方的欧系语言。
　　(3)这种语言的本来的名称并不清楚，‘吐火罗’这个称呼并不是正确的。因为，这种语言很明显的与刚才所说的吐火罗地区或者住在那里的吐火罗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照理应该是按出土地，也就是使用这种语言的地方的名字来为这种语言命名的。
　　(4)被人取错了名字的这种吐火罗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库车到吐鲁番之间广泛地被使用的B方言，另一种是仅使用于吐鲁番、焉耆一带的A方言。所以我们按A方言的中心地焉耆的古名阿焉尼来为A方言取名为阿焉尼语，按库车的古名龟兹来为B方言取名为龟兹语，我想这样是最妥当的。
　　(5)用A方言（即阿焉尼语）所写的全部都是佛典，没有文书类。用B方言（即龟兹语）所写的则除了佛典以外，还出土了文书、记录等世俗的东西。阿焉尼语和龟兹语虽然是具有姊妹关系的两种方言，可是除了在用途上有这样的差别以外，在性质上也不同，龟兹语中残存了比较古的印欧语的形态，文法上也处于未整理的状态，因此我们有下面的推测，阿焉尼语是以龟兹语为基础，为了宗教上的目的（书写佛典），将龟兹语加以整理而形成的。
　　在之后的年代中，Tocharoi人，特别是他们中的统治阶级逐渐开始使用一种伊朗语支的语言作为书面语，然而他们最初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仍不明朗。一座用梵语和T.B.双语镌刻的碑文则直接把梵语的tokharika和T.B.中kuca&nt&nte（即“库车”Kychean）联系到了一起，碑文的其他部分仍然晦涩不明。因此，Sieg和Siegling把吐火罗两语言及古代的Tochario人简单的联系到一起或多或少是有些草率的，但不论如何，Tocharian这个词来表示吐火罗语看起来还是合适的。当然，某些场合T.A.也被叫做东吐火罗语、吐鲁番语（Turfanian，国内研究者多采用“焉耆语”这个概念），T.B.则相应有西吐火罗语、库车语（Kuchean，国内研究者多用“龟兹语”）。
　　尽管吐火罗语历史上分布最东的一种印欧语言，并且在词汇上受到了印度－伊朗语族语言的强烈影响，但这种语言在语言学上与西北部的印欧语言有更多的一致性，尤其是在与古意大利语族和日耳曼语族的联系上——更多的共同词汇和口语表达方式明了这一点。相对而言，吐火罗语与波罗的－斯拉夫语言和希腊语的相似性要少一些。
　　关于两种吐火罗语之间的联系，一种可能性是，在已发现的残本所反映的年代时，T.A.已经是一种由于宗教原因而在佛寺内被保护起来的死语言了；而T.B.在吐火罗语流行区域内，尤其是西部，仍然在被日常生活所使用，，那些有关记录经济生活而非经文的文本说明了这一点。而在东部地区寺院发现的经文手稿中，也混杂有西部吐火罗语，则可能是由于佛教的传播是由西向东的，故而传教者转而引入了西部的吐火罗语手稿。
　　作为书面语
　　在之后的年代中，Tocharoi人，特别是他们中的统治阶级逐渐开始使用一种伊朗语支的语言作为书面语，然而他们最初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仍不明朗。一座用梵语和T.B.双语镌刻的碑文则直接把梵语的tokharika和T.B.中kuca&nt&nte（即“库车”Kychean）联系到了一起，碑文的其他部分仍然晦涩不明。因此，Sieg和Siegling把吐火罗两语言及古代的Tochario人简单的联系到一起或多或少是有些草率的，但不论如何，Tocharian这个词来表示吐火罗语看起来还是合适的。当然，某些场合T.A.也被叫做东吐火罗语、吐鲁番语（Turfanian，国内研究者多采用“焉耆语”这个概念），T.B.则相应有西吐火罗语、库车语（Kuchean，国内研究者多用“龟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