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回 国企一入深如海 从此青春是路人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从这一回开始，我们就要正式拉开进入国企的序幕。思前想后，我还是用了唐代诗人崔郊的这首《赠去婢》来表达现在的情绪。虽然说这首诗原意只是表达了门第悬殊造成的爱情悲剧，但是该诗怨而不怒，委婉曲折的笔法和寓意却与我此时回想起初入国企的意境颇为相似。16年的学生生涯结束了，那些珍贵的青春岁月和毕业证一样，被放在了记忆箱的最深处，成为了难忘的往昔。对于刚出校门，踏足社会，初入国企的我们来说，国企是记不完的规章制度，是理不清的管理流程，是看不透的人情世故，是读不懂的裙带人脉....
　　闲言少叙，书接上文。上回书正说到，我们兄弟五人本想随着入厂的人群一起跟着进厂。没想到那个站的笔直的中年保安伸手拦住了我们。张嘴问道：“你们五个是干嘛的？请出示工作证！”我们五个当时就蒙了，工作证是个啥东东？应该和学生证差不多，没想到好不容易不用学生证了，这上班也得要证啊？这时社会经验比较丰富的李华首先站了出来，满脸堆笑，顺手还递过了一颗烟。咧着嘴，眼角露出了三条标志性的鱼尾纹，笑着说：“大哥，抽颗烟，我们是新来报到的学生，没有工作证，您就通融通融让我们进去呗。”可这位表情严肃，眼神犀利的中年保安并不买账，眼睛一瞪说：“嘛玩意儿，抽烟？厂区抽烟罚款五十。你们这个一没拿工作证，二不穿工作服，三要抽烟进厂。我看你们是新来的，一点规矩都不懂。那边传达室给人事处打电话去，让他们出来人接你们进去。”毕建这时挤了过来，对着保安说：“你好，你不认识我啦，我来这实习都一个月了。”保安这时明显不耐烦了，上下打量了几眼毕建说：“是眼熟，但是厂里没有眼熟就能放进去的规定啊，还是得看工作证。”毕建眼眉挑了挑，但还是忍住了爆发的冲动，毕竟人家说的也对呀。一直没说话的我放眼望去只见几个没穿工作服的人已经从大门的另一侧溜达进去了。我赶忙抬手一指说：“那不没穿工作服的也能进厂吗？”保安回头一看，眉头紧锁的说：“光跟你们在这瞎搭个了，介不耽误事儿吗？”说罢直接追进了厂，边走边喊：“嗨，你们几个几厂的？请出示工作证。”一看保安走了，李华诡异的冲我一笑说：“关兄果然厉害，好一招调虎离山，咱们现在进去吧。”我赶忙拦住了这几个人，对着李华说：“我调你个大西瓜，没看见岗亭里还站着一个保安嘛，赶紧传达室打电话去吧。再说咱们这不叫迟到，咱们这叫到了进不去。”经过门口的一番交涉，我们明白了。保安是如何从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判别能否入厂的了。首先，他看工作服和胸卡。其次，没穿工作服和胸卡的他基本上就看脸，老职工他也不拦。第三，工作服不穿，刷脸失败的就看工作证。以上三点不具备他就把你拒之门外。等我慢慢的工作时间长了，我才发现了第四种情况。那就是有专职司机开着车的领导们，不穿工作服，也看不见脸，更不用出示工作证，只看车牌号保安们就直接敬礼放行了....
　　我们走到了传达室门口，礼貌的敲了敲传达室的门。里面传来了高亢的女声：“谁呀？进来！于波拉开了门，我们先后走了进去。传达室里整齐干净，正对门三四米的地方有个类似于网吧吧台的高台，高台上整齐的摆满了待分发的报纸杂志和信件。我们站在门口东瞅瞅西看看，就是没把人找见。咦，刚才谁让我们进来的？这时，传达室右侧墙上的小门打开了，里面走出了一位中年大姐。顺着小门的门缝看去，我们才弄明白，原来这个传达室还是个套间。那个房间是分发这些报纸杂志和信件的，厂里的每个部门都在这个小套间里有一个小格子用于存放信件。这位大姐很热情，直接上来就问：“你们是新来的大学生吧？”我们五个点了点头，齐声回答：“是的。”大姐乐了，直接说：“我这门没什么人敲，就每年七月份新来报到的大学生们特别客气。给人事处打电话吧？电话在桌子上，电话号码表在玻璃板底下，自己查。”相比刚才冷酷的保安，这位传达室大姐给了我们如沐春风般的感觉。刘山拿起了电话，没看电话号码表，直接拨通了人事处的电话。刘山面带着微笑对着电话：“喂！您好，我找一下赵姐...哦，赵姐打水去了。”然后就看着刘山瞬间收敛的笑容，尴尬的看着我们就要说话。我们赶紧异口同声的对着刘山点头说：“赵姐打水去了。”刘山把手一摆，直接表情变了：“得，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不就是让接电话的人转达一下吗？我告诉你们，接电话的这位大姐没给我机会，直接挂了。”这时传达室的这位中年大姐说：“没事儿，一会儿再联系，你们在我这坐会儿。”然后这位大姐一边里屋外屋的忙活着分发报纸信件，一边和我们拉起了家常。话题很全面，比如：多大了？哪个学校毕业的？老家都在那里？父母都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对象啊？没有对象大姐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个啦...说来说去，其实还是介绍对象这个话题最实际，我们几个单身小青年毕业以后不就是工作结婚成家吗？也许是话题很贴近生活，我们四个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这时，一向快言快语的毕建站了起来，笑嘻嘻的一指李华：“谢谢大姐，除了他我们四个都是单身。”李华当时就不干了，嚷嚷着说：“大姐您可别听他瞎说，他们四个都结婚了，就我一个单身。”哎呀，我听完了这个郁闷啊，我不是没招谁没惹谁躺着就中枪吗？我啥也没说我就结了婚了？我还没等李华继续说，我一把推开了李华接上了话茬：“大姐，我们四个的确不用您费心了，我们都结婚了。您看我这位兄弟，他的确单身，这不前几天大学毕业他就离婚了，您赶快抓紧给介绍一个。”经过我们一闹，满面春风的大姐笑容不见了，眼睛瞪圆了，双手叉上了腰，厉声说道：“介五个倒霉孩子，拿老姐姐找乐儿是不是？”正在一起嬉闹的五个人没电了，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毕建也没声了，哥五个一吐舌头陷入了沉默，场面非常尴尬。我鼓了鼓勇气试图打破这个尴尬，笑容满面的对大姐说：“您可别生气，我们这不是看您和蔼可亲，跟您开玩笑呢不是？”大姐哼了一声说：“没看出来呀，介现在新毕业的大学生是一个比一个坏，几个臭小子一见面儿就敢拿老姐姐找乐儿。”刘山一本正经的走了出来，指着我们几个说：“你们几个坏蛋，竟惹大姐生气，哼！”然后径直走向了电话又去联系赵姐了。
　　这次刘山的联络很有成效，赵姐来到了传达室把我们接进了厂。当我们真正走进滨海市666厂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企业的历史绝非我们在大门外看到的那样简单。除了正对厂区大门的这条东西走向的主道还比较平整外，其余道路还有些崎岖和坑洼。车间厂房除了七八十年代苏式风格的砖混老房，居然还有木质结构的厂房。在几乎每个车间的外面，还搭接出了一排排低矮的平房，房间不大，一间一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显得十分破旧凌乱。我一边走一边和赵姐说：“这个企业看起来要和我们共和国的年龄差不多呀？”赵姐笑了，平静的对我说：“小关，你说少了，再过三个多月就是这个厂58岁的生日了！”于波这时也非常惊讶的说出了一个数字：“1943！”杂学大家李华也很吃惊，问赵姐说：“您说啥？1943年建厂，那时日本鬼子还在呀？”赵姐为人非常沉稳，平心静气的说：“你们不用着急，这些在入厂教育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你们讲到的。”说着说着我们走到了人事处的办公楼下，这是一座四层小楼，典型的仿苏式砖混建筑。我们五人跟着赵姐上了二楼，左转走到了走廊的尽头，这就是人事处的门口了。赵姐找了几个空闲的办公桌让我们五个坐下，然后她有条不紊的收走了我们的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户口迁移证等等一些列的证件，并发给了我们一堆调查类和基础信息类的表格让我们填写。赵姐工作很麻利，只见她把我们的证件有的直接存档，有的留下来准备复印留档，分门别类，井然有序，屋里屋外的忙活着。
　　我在一张老旧的办公桌前坐着，手里拿着黑色签字笔，看着密密麻麻的表格，头上已是大汗淋漓。我心想：虽说我刚参加工作，但我也明白人事处对于任何一个公司的重要性。这绝对是个重要的部门，这里都没有空调，别的部门就更难有了。我又想：从刚才进入这个大门开始，我就算真正的踏入社会了。从严酷的保安和那位情绪阴晴不定的收发室大姐，我就已经感觉到，没人再会用看待学生甚至看待孩子的眼光去看待我们了，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了。告别了，我的青春岁月...我正在这里胡思乱想呢，突然赵姐站在门口对我们说：“你们五个赶快跟我过来一下...”
　　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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